挫折與理想

 

挫折與理想-從《岳陽樓記》看文人對理想的堅持

 

    岳陽樓記第一段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」的「謫」字是全文開啟的關鍵點，後面各段的抒發都源自於此字。「重修岳陽樓」是奠基在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」上，一併交代了作記緣由以及滕子京貶官後的政績。

    本文雖為樓作記，實則勸勉好友遭貶謫後的不平之心，以及抒發范仲淹的個人的儒家情懷。在官場上宦海浮沉就像人生遭受順境及逆境一樣，挫折難免。但最困難的是在遭受挫折的時候，如何撫平自身的心情，並能堅持自己的理想。相同的事物，當人們處在「順境」及「逆境」時的看法及感受常會有很大的不同，心情也會受外在環境的影響。

 

    第二段描寫洞庭風光及交通位置，強調自古以來登岳陽樓之人一定會觀賞洞庭湖景，順勢帶出許多遷客騷人來到此處登臨時所產生的不同心情。「覽物之情」，為後兩段的「雨悲」和「晴喜」作鋪墊，並以「得無異乎」之問，開啟下文。第三段敘述面對雨景的悲情所以，第四段敘述面對晴景的喜樂，遷客騷人會因為蕭瑟的雨景而感到悲傷，因為風光明媚的情景時而感到心曠神怡。一樣的岳陽樓，一樣的洞庭湖，觀賞者卻因晴雨的景色變化而有不同的心情，這都是因為遷客騷人們大都太過於重視自己個人的得失所造成的。

 

    第五段提出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情懷。要超脫三四段因個人的得失而產生悲喜的觀念，就是「不以物喜，不

以物悲」，也就是不因為外在環境或自身遭遇的好壞而感到高興或悲傷。更進一步表明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理想。

    古代文人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，儒家思想成為明面上知識分子學習的主流，而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個「仁」字。在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，「內聖外王」、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、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思想成文人理想目標。所謂的「內聖外王」就是說內備聖人之德、外具王者之風。指內外兼修，學術、德行二者都具備。《宋史．卷四二七．道學列傳一．邵雍》：「堯夫，內聖外王之學也。」也就是說儒家推崇的古代先王堯帝就是內聖外王的典範。

    在專制時代，皇帝只有一位，所以知識分子文人們除了要文章、學識、道德上追求之外，還要進入朝廷，輔佐皇帝施行仁政、造福百姓。所以應當以天下的興衰，百姓的憂樂為悲喜。也就是當國家興盛，人民安居樂業，物阜民豐就高興，反之，就要憂慮了。這種仁心的養成是超越個人的得失，以天下為己任的境界。范仲淹心目中的仁者是要能不計較個人得失，並能解決設計民生的問題，這種兼世濟民的情懷。也正是具備這種仁心，所以范仲淹才會有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的心態來面對人生的順境和逆境，並與他的好友藤宗諒共同勉勵。這種不管是出仕當官或是退居在野，所憂慮的都是人民百姓過得好不好。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其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「仁」字，依此而展開才有未雨綢繆的在天下人還沒憂慮前就先憂慮，等到天下人都快樂後才快樂。

 

    范仲淹探求古仁人之心，以古代仁人為楷模，而他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仁者風範。我們可由以下的一些范仲淹相關事蹟，可以看出他的仁者風範。

    一、救濟族人：范仲淹在還姓更名的過程中，曾經遭到族人的刁難，但他不記前嫌，在顯貴之後，陸續在蘇州近郊購置田產，設立義莊，以濟助貧苦的范姓族人。按義莊規定，每日供給族人米食衣物，喪葬嫁娶皆有補助。

    二、以工代賑：皇佑二年時，吳中地區發生大飢荒。當時范仲淹任杭州太守，反而每天西湖遊船宴飲，並鼓勵民興建佛寺，自己也大規模翻修糧倉和官舍。雖然被彈劾，但這些措施鼓勵民間娛樂可以刺激經濟，為從事商業、飲食及工藝技術等的人民帶來利益。所以，這一年兩浙地區只有杭州平靜無事，人民不會因飢荒而遷徙流離。

    三、身教流傳：范仲淹樂於助人的仁風義舉，影響子女深遠。有一次范仲淹派次子外出收租，再回來的途中遇到朋友，在得知友人因家貧親死，無以為葬，於是就把收來的八百石麥子送給朋友。回家後，范仲淹詫異兒子回來這麼快，他兒子說：「遇到朋友，因無錢治喪，受困丹陽兩個月。」范仲淹說：「何不把收租的麥子送給他？」兒子說：「正因為把麥子都給他，所以才這麼快回來的。」

 

    范仲淹這些事蹟正彰顯出他的仁心，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，所蘊含的超越個人得失的「仁心」。也就是因為具有一顆「仁心」才能達到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境界，而這正是古代文人在遇到挫折之時，仍能堅持理想的內在支持力量。所以對於知識分子來說，「仁心」就是心靈得活水源頭。